探讨这样的问题，应从我国《合同法》立法的目的、原理上开始。债权转让的性质，立法者和学者有不同的观点，主要有三种学说：

(一)不要因的准物权合同说。学说以德国法为代表，以物权行为为理论基础。主张债权转让与作为其基础的被转让合同是相分离的，是不要因的合同。

(二)要因的买卖合同说。学说以法国法为代表。认为债权转让合同是一种要因的买卖合同。

(三)合同说。学说以英美法为代表，在英美法系，“转让”一词一般仅用于财物权利的转移，以区别于对特定财物的转移。主张合同让与是一种合同。让与权利合同必须具备一定条件才有效。

通过我国法学家们细致的甄别、探讨，我国《合同法》采用了债权转让关系是一种合同关系。将合同权利作为转让的标的来看待。转让合同就意味着权利人对其权利实施了处分行为。

为此，债权作为合同的标的，其本身的无体、实存的特征与其他标的不同，是值得重视的。根据古老的拉丁法谚“任何人不得转让自己并不拥有的权利”，决定了此种转让的债权必须是真实存在的权利，而且是合法的。一个真实存在但不合法的债权对于债权人及受让人、债务人都不具有法律上的意义。故合法性是其当然之意。这就是不确定债权转让必须遵循的一个原则，真实、合法。

就标的的不确定我们也可以分为两种情况来加以区分，一种是转让时不明确的，一种是自始至终无法明确的。

自始至终无法明确的债权因债权作为合同转让标的是必须明确的，无法确定即意味着标的不明确，合同主要且必备的条款不具备而不能成立。

转让时不明确的债权，必须是通过一定方式可以确定的。即是将不明确的债权通过通常之外的特定方式和程序，常用诉讼程序来确定。换言，即是将不确定的债权转换为确定的债权来处理。这就是不确定债权转让还应遵循的原则，不确定通过一定的方式是可以确定的。因此，由于这种转化，不确定的债权确定以后还应遵循债权转让所应遵循的一般的程式，这是还应遵循的原则。此时，原债权人与受让人之间的转让效力是待定的，其通知债务人的行为的效力取决于转让行为的效力。相当于一种有生效条件的行为。为更好的理解将其分类说明。

不明确的债权实际上可以分为两类情况。一类情况是，债权人转让时债权标的的内容、数量、质量等等就是不明确的，即只有债权本身的存在是明确的，但具体内容全部或部分是不明确的。这种不确定性往往是来源于债权产生时双方约定的不明确性。在商业活动中，因为交易习惯的问题，有时候合同双方对标的的内容约定往往并不是特别确定，而是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一步步令其具体化的。如收购水果、蔬菜等的合同，往往是一个长期的合同，而价格、质量等往往是随着季节的不同而不同的，往往双方是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再做协商。由类似合同而产生的债权，往往本身就具备一定的不确定性。当然还有一种不明确是由于合同一方的疏忽或没有经验而造成的。此类债权一经转让，这种不明确的弊端就很容易凸现出来。受让人的主张往往会遭到债务人的抗辩，双方由此而产生纠纷。而债权的内容确定，离不开债权人的参与。债权人既然将债权转让给受让人，那么为了受让人的利益，债权人必须履行一定的义务。因此，受让人可以要求债权人提供一定的证据来证明债权的内容。法官在处理案件的过程中，除了双方的证据之外，还应当要综合考虑时间、地理情况等相关因素来对债权作出确定。

另外一类情况是，双方合同中有明确的约定，债权本身实质上是明确的，因为交易关系的复杂，双方互负债务、结算方式等原因，导致出现这样的情况：债务人所认可的数量同被转让的债权存在差异。而此时债务人往往是通过合法行使抗辩权、抵销权来获得制成的。对于这类情况，只需要通过一个确定的过程就可以是债权明确化。通过双方所提交的证据，可以确定出实际的债权的状态。而确定往往会产生不同的结果：一种是，债务人的抗辩不成立，所提交的证据不能支持其主张，实际能够确定的债权是大于或等于所转让的债权数额，那么这种情况下，债权转让完全是有效的，债务人向受让人履行债务。第二种情况时，债务人行使抗辩权之后，通过证据所能确定的债权小于所转让的债权的数额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债权转让部分有效，即仅对最终所确认数额部分有效，债务人仅对所确定的债权数额承担偿还义务。第三种情况是，通过双方的质证之后，债权是负数或零，即实际上已经没有债权的存在。根据一个古老的拉丁法谚，任何人都不能转让自己并不拥有的权利，这种转让对债务人、受让人、原债权人均是当然无效的，债务人无需对此做出任何偿付。

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交易的频繁，债的关系在民商事关系中越来越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。而债权让与制度作为一种很重要的制度，对于促进交易、加快债的流转、促进经济发展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。我国合同法虽然也对此作出了相关的规定，但是尚不完美。在法律规定不是十分完善的情况下，需要当事人在交易过程中努力做到诚信及谨慎，也需要法官提高自己的素养，在案件的审理中做出最恰当的判断。